本报记者 刘 琪
1月7日,美国劳工部公布的2021年12月份非农就业报告显示,2021年12月份非农就业人口增加19.9万人,前值21万人,为2021年1月份以来最小增幅,远不及市场预期。不过,2021年12月份,美国失业率下降到3.9%,为2020年2月份以来的新低。
在美国失业率下降,以及美联储释放出提前加息信号后,市场对3月份加息预期开始大幅升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当地时间1月10日发布的博文指出:“美联储加快加息步伐可能会扰乱金融市场,令全球金融条件收紧。这些进展可能伴随美国需求与贸易放缓而来,并可能导致新兴市场资本外流与货币贬值。”不过,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普遍认为,美联储加快加息对我国金融市场影响有限。
就业不及预期疫情为主因
对于非农就业数据的不及预期,中信证券联席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副所长明明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加速扩散导致疫情反弹,居民对疫情的担忧加剧或是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低于市场预期的主要原因。
“新一轮疫情引发担忧,加剧了儿童保育问题、因照顾家中新冠病人无法工作问题,阻碍了劳动力返回市场。”明明表示,股市上涨推动的养老金上涨也促使居民提前退休意愿增强,同时股市、楼市上涨也通过财富效应降低求职者就业意愿。而政府刺激政策逐步消退,储蓄水平降低至疫情前水平对人们就业意愿刺激较小,以上多重因素共同推动2021年12月份美国非农就业人口增加不及预期。
在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陶金看来,疫情导致的美国劳动参与率下降,可能是美国就业绝对数量增加并不多的原因。疫情导致了人们对工作社交接触的担忧以及大批接近退休人士的提前退休,劳动力人数总体减少。此外,非农数据低于预期可能和统计口径有关,非农数据为美国企业调查数据,并不包括自雇人数和部分兼职人员。从美国家庭调查数据看,2021年12月份整体就业人数增加了65.1万。
在工时与薪资方面,2021年12月份,美国员工平均每周工时维持在34.7小时的高位;当月,平均时薪环比0.6%,创2021年4月份以来最大增幅。在通胀压力持续的背景下,失业率下降和薪资加速上涨可能构成美国货币政策更快收紧的理由。
美联储释放提前加息信号
当地时间1月5日,美联储公布2021年12月份会议纪要。会议纪要称,几乎所有与会者都认为,在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首次上调后的某个时间点,启动缩减资产负债表可能是合适的。同时,与会者指出,考虑到经济、劳动力市场和通胀前景,有必要提前或以高于与会者此前预期的速度提高联邦基金利率。
“去年12月份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会议纪要表明,加息的通胀条件已经具备,且不能排除薪酬与物价螺旋上升的可能性,加息主要推动因素为解决持续高位运行的通胀水平。”明明表示,对于加息另一个的条件——最大就业方面,当前美国劳动力市场状况继续改善,近几个月就业稳定增长,失业率进一步下降,美联储会认为美国经济在实现最大就业目标方面取得了快速进展。
基于前述会议纪要,明明认为,美联储提早加息可能性较大,预计加息最早或在2022年一季度至二季度开始,2022年进行三次左右加息。
陶金认为,在美国政府的基建计划继续推行的情况下,美国通胀较难在短期回落。不过,美联储的缩减购债速度可能加快,这会减少基础货币的增加,有助于在长期缓解通胀。但考虑到未来疫情继续侵蚀供应链的稳定性,供给因素仍然会抬高美国的通胀中枢。
“由此看,美联储在缩减购债完成后,首先开展一次加息,以加大收紧力度以应对通胀的可能性较大。”陶金表示,当前联邦基金期货市场的价格走势显示,美联储最早在3月份首次加息,这一时间节点已较此前预期提前,美联储还是会先完成缩减购债,再开展加息。
对我国金融市场影响有限
分析普遍认为,无论美联储货币政策后期如何演变,其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外溢影响都相对有限。
从人民币汇率来看,明明表示,美联储加息预期渐浓或为美元指数注入上行动能,短期内人民币在“出口强劲+美元强势”的组合下或加强双向波动。尽管美联储加速收紧或推动美元指数上行,但在今年上半年出口不弱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或仍能稳定在一定的中枢水平,影响也较为有限。若今年下半年全球供应链改善,同时需求回归常态,东盟等发展中经济体也逐步复苏,那么我国出口替代效应或将减弱,海外收紧预期将成为推动人民币走势的主导因素,则人民币将有所承压。
从对债市的影响来看,明明分析称,中美利差收敛或对外资购债的节奏形成一定扰动,但难改增持趋势。从交易角度来看,当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快速上行并突破1.7%,美国正处于货币政策逐步收紧的进程中;而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则因为宽松预期而低位震荡,对于外资而言,我国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充裕的流动性环境更加利多中国债券;从稳定性角度来看,人民币汇率整体保持稳定,中债收益率波动幅度较小且中国债券资产与全球其他债券资产相关性较小,能够满足外资分散化配置需求。
于我国货币政策而言,陶金认为,我国货币政策在外部环境继续调整的情况下,需要关注全球央行紧缩后的经济复苏形势变化、金融市场波动以及资本流动的反转可能。但总体看,中国货币政策依然取决于国内经济变化。中国经济体量大、战略纵深长,海外货币政策收紧对中国货币政策方向的改变较小,相应的金融市场也不会受到非常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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