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品财富符号的核心是投资

　　刘晓丹

　　明末清初黄花梨麒麟纹圈背交椅 

　　2021年5月香港佳士得 成交价6598万港元

　　当艺术品成为财富符号时，其功能与实用品有显著区别，黄花梨圈背交椅是很好的例证。

　　2022年10月，在香港苏富比“何鸿卿爵士私人典藏中国历代艺珍晚拍”专场中，一件明代黄花梨圈背交椅经过15分钟竞投、60余次出价，以1.25亿港元成交，位居中国明清硬木家具拍卖成交价第二，成为世界上最贵的椅子。价格紧随其后的两把，一件以7000万元成交于2010年南京正大“宫廷御制明清古典家具专场”，一件以6600万港元成交于2021年香港佳士得“赫维宁汉庄园珍藏中国古典家具专场”。在雅昌拍卖网可查的200余条交椅拍卖记录中，材质多为黄花梨，形制多为圈背。黄花梨圈背交椅受市场追捧，说明了艺术品财富符号消费与投资的核心功能。

　　艺术品财富作为消费符号时，最大的功能在于身份区隔。

　　笔者在《艺术市场行为学》一书中分析过艺术品的品牌消费、身份消费、炫耀消费、符号消费等行为，在本质上，都是以符号为载体、围绕身份进行的消费。从符号学角度看，人类消费的任何物品都是实用品和符号品的复合体，越接近纯艺术品的物品，符号成分越多。交椅源于东汉时期从西域传入的胡床，最初只是轻便实用的坐具，宋代为其增加了靠背和脚踏，逐渐用于区隔身份。宋至明清历代皇帝、贵族、官绅在巡游或狩猎时经常携带，引入室内后，仅供男主人和贵客享用。交椅因使用者地位较高，成为象征权力和地位的符号，“第一把交椅”成为首领的代称。各式交椅以圆背等级最高，收藏家王世襄在《明式家具研究》中说：“（明代交椅）可分为直后背和圆后背，尤以后者是显示特殊身份的坐具，多设在中堂显著位置，有凌驾四座之势。”为了显示身份，一些交椅宁愿牺牲实用性，如某款清朝皇帝专用交椅采用了满雕背板和五棱形椅圈，坐着并不舒适。

　　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提出，符号消费在消费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甚至统治地位，符号价值是所有价值中最重要的因素，占有符号价值多少成为评判人们社会等级的标准。物品的符号价值，来自能让拥有者获得特殊地位的差异性，越是高端的艺术品财富越与众不同，越容易帮助持有者区隔身份。在诸种家具材料中，黄花梨以其致密材质、独特色泽、优美纹理，位列四大名木之一，海南黄花梨更是在明初至清嘉庆时期作为朝廷贡品，其成材者在19世纪60-70年代几乎被伐尽，变得极为稀缺。由于黄花梨特别是海南黄花梨家具足以显示身份，近年在消费者争购下，不仅旧物价格节节攀升，新品同样价格飞涨。

　　艺术品财富符号具有投资价值，主要依赖于其身份区隔能力的加强。

　　对任何物品的投资，都并非针对其本身的实用性，而是针对其交换价值的增长。艺术品财富作为投资品，更是以其符号交换价值增长为根本。上层社会需要用差异化的财富符号标榜地位、区隔身份，让当代社会很多物品的交换是在符号意义上进行，也让财富符号计价依据其代表的社会地位和权力。鲍德里亚指出，整个社会差异的维持依靠永不停息的差异升级。中间阶层对上层消费追随紧密，对上层符号更新反应敏感。为避免符号的区隔能力弱化，上层社会和文化操纵者需要及时恢复差异。艺术品财富区隔能力是否能够加强，一是能否被更多中间阶层用作追随上层社会的消费符号，二是能否被上层社会用作不断维持身份区隔的符号。

　　近年红木家具价格上涨，很大程度上是投资者竞逐的结果。一些人看到红木家具成为很多富裕人士彰显身份的时尚，便高价收购囤积居奇，以至于海南黄花梨原材在2010年每吨上千万元也难以买到。明清黄花梨圈背椅价格一路上扬，则是由于交椅结构复杂且使用中搬动频繁，年久不易保存完整，已成为中国家具中最珍稀的品种，身份区隔作用不断放大。据统计，全世界传世黄花梨圈背交椅不过三十余件，可在民间流通者只有十件左右，明代黄花梨圈背交椅中采用“铁错银”工艺的仅六七件。2022年以1.25亿港元成交的那件便是其中之一，又是美国著名藏家赛克勒家族、中国香港著名藏家何鸿卿的旧藏，其区隔身份的符号功能极为显著。作为投资符号，这类艺术品财富的价格其实并无上限。

　　（作者为李可染画院中国艺术经济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