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书画大家为何多是“半个收藏家”

　　黄蜡石供石摆件

　　20世纪70年代张大千与好友赏玩雅石

　　今世人言说黄宾虹，皆以“百年巨匠”“卓越山水画大师” 等冠誉，要不就是中国近现代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诗人、艺术教育家等前缀名之，却多疏忽他还有一个身份：著名的古玺印收藏家、印学家。

　　据不完全统计，黄宾虹所收藏的古玺、官私印等达几千余钮，数量和质量不输前贤；一生撰写发表过50多篇论印文章，数量之多令许多专门从事篆刻的印人汗颜。那些汲汲搜罗之古玺印陪伴着黄宾虹北上南归、几经波折，他也不舍不弃。“收藏家”的他，不论是侨寓上海，到各大报社、书局及艺术学校从事美术编辑与教育工作，还是后来被困北平，抑或1948年南下迁居杭州，随身所带的就是一箱精粹的古书画、一箱近千方钟爱的古玺印。

　　收藏古玺印固是一种趣味、爱好，属于业余雅好、调剂消遣品，但作为一位艺术探索者，黄宾虹对古物艺术品之收藏，与其积累学养、艺术之探源承续及创造密不可分，其作品的高古、金石味也多少得益于鉴赏、把玩文物艺术品的滋育乳养，可谓血肉联系、精髓融铸；其“收藏”也并非是谋利、投资、显摆，实属“暂时保管”。1955年，生命火焰将熄，重病的黄宾虹嘱咐家人将自己的书画作品和所藏文物共1.045万件全部捐献给国家。

　　中国的文化传续，是一条从远古流今、不断汇聚、丰增内涵的河流，故“师古”是从传统走向“新生”的必由之路。今日书苑画坛言必创新，那也应是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有根深的创新。故此，一位成功的书画家，最宜是“半个收藏家”，这种内在的文化逻辑几乎是必然的。

　　稍加耙梳，你会发现，古代的书画大家，莫不喜爱前代乃至远古的文物艺术品，法书、绘画、砚台、青铜器、玉石……有实力、逢机缘的会加以收藏保管，留着自己与同好长时间地细赏、揣摩；有的虽没条件收藏，但执“过眼即拥有”之念，总会找时间与机缘，到文友同好富收藏者处雅集，“奇物共赏”。

　　无论是李煜、宋徽宗，还是仕宦起伏的苏轼、李公麟，无不是嗜古、爱藏、迷鉴者，这些前贤的艺术品也滋养着他们的创作“贵有古意”，助其“天工与清新”。

　　史传，李煜好收藏前代法书名画，把秘府珍藏的书法作品让臣下徐铉刻帖四卷，名《昇元帖》；民间传说前世为李煜的赵佶，广收历代文物、书画和青铜器，并将所有的藏品分别著录成《宣和书谱》《宣和书画》《宣和博古图》。宋代米芾恋石爱砚，苏轼不但爱砚，与司马光、黄庭坚、周亮工均嗜墨成癖。明代董其昌一生注重鉴藏，他题黄公望《天池石壁图》曰：“画家初以古人为师，后以造物为师。”他先后借观诸多者之藏品—嘉兴的项元汴，徽州的汪爱荆、汪珂玉父子，杭州的高濂，镇江的张觐宸与陈从训，老师韩世能及其子韩逢禧，好友冯梦祯……过眼无数。万历十七年中进士后，董其昌家境明显好转，待其财力渐丰厚之后，他通过购买、交换等方式，逐步建构起了自己的藏品体系。

　　事实上，书画创作与艺术品收藏，很多人没有弄懂它们之间的关系，认为它们是各自独立的，实则是互为因果般的共生关系。在历史长河中截取任何一个时段来厘清“艺术品与艺术创造”之先后，均是“鸡生蛋、蛋生鸡”般的无解设问。 因为书画要创作富有生命的艺术，收藏、利用藏品的“滋养熏染”一环不可或缺；而书画家被认可，首先需要收藏家的肯定，书画市场价格高昂的画家作品，身后都有收藏家的影子。而热爱文物艺术品收藏，或在书画收藏路上摸索、打算有“一番作为”者，必须做的功课就是要研究文物、书画、艺术品 的知识、品阶，及其历史文化地位、审美学术价值。

　　可以说，文物艺术品的收藏，经由古代文人书画家世代传承，艺术品的价值就在于放在合适的位置，给予真正喜欢并关注它们的人更多启发与指导。

　　有追求的书画家，会不知觉地收藏一些古代艺术品，并藉由此，能更直接真切地感受何为“历史”和“文化”。资料显示，20世纪的字画收藏大家有庞元济、溥儒、裴伯谦、关冕钧、罗振玉、孙伯渊、叶恭绰、张叔诚、周培源、刘靖基、吴湖帆、徐悲鸿、黄宾虹、张大千、张伯驹、张葱玉、钱镜塘、刘海粟、钱君匋、周怀民、黄胄、张学良、金城、夏衍、邓永清、张宗宪、宋文治、王季迁、谢稚柳、程十发等，不难发现，其中多是书法家、画家；而且他们除了有相当的经济实力，还都精通书画和中国美术史，精于鉴赏鉴定。

　　书画家喜爱文物艺术品，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因为它们是美的结晶、历史的承载、文化的凝聚。书画家与古为徒，能直接从精美绝伦的古代书画、文物、艺术品上看见、触摸、感受“传统”，这种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过程，不但能提升辨别真伪的能力，还可以在与高手、“老法师”的请教过程中，通过阅读书籍、对照实物，丰富某类文物知识，提高对古代书画家的生平了解，也在“按图索骥”“顺藤摸瓜”“由此及彼”中，加强对某个时代、某块地域、某种流派的书画家与作品特质的了解。如此日积月累，相关材质品类之学问、审美情趣、鉴赏知识就会丰富增加；且，除了书画的“重头戏”外，一般会有更广泛的视野接触与收藏可能。比如古墨、老宣纸，不但可珍惜着用，还能从它们的性能中感受不一样的旧气古风，使书画家们对传统的感受更直接真切；在老的文房四宝中，升起礼敬之心，对待“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之前的先要“师古”，会产生有无言的教化、“有意味的形式”之体悟。而中国书法绘画，“从此中来”，他日成为优秀的书法家、画家、篆刻家创作的作品也将在时间的奔流里成为 链接历史文化的某个时代的新一环，并由之磊筑成更坚实的基础、熔铸为愈加丰厚的“传统”。

　　借助丰厚收藏及“过眼”文物艺术品，在接气、师古、拟仿中，收藏爱好可能直接触发或间接影响书画家的创作。因为收藏是为了更好地实物“研习”，它们是有形之物无声之师，面对面“教诲”你，一超直入见如来。当来了雅兴，在书房独自品味、细细欣赏，其风雅韵致正如高濂《燕闲清赏笺》中所状：“时乎坐陈钟鼎，几列琴书，帖拓松窗之下，图展兰室之中，帘栊香霭，栏槛花研，虽咽水餐云，亦足以忘饥永日，冰玉吾斋，一洗人间氛垢矣。清心乐志，孰过于此？”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不懂中国书画史、对文物艺术品无感、乏鉴赏力的创作者，是不可能创作出杰出作品的，即便天资禀赋非凡了得，离开了这些，其艺术之路也不会走得更远、更持续。

　　（文/徐惠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