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北京琉璃厂尊古斋经营发展沿革

　　上：战国 螭虎食人纹玉佩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下：黄浚《尊古斋古玉图录》

　　黄伯川与其子黄镜涵、徒弟乔友声等人

　　林达·莫里讯拍摄于20世纪30至40年代

　　左：战国 螭虎食人纹玉佩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右：黄浚《尊古斋古玉图录》

　　陈梦家旧藏《尊古斋所见吉金图》拓本

　　马衡题尊古斋

　　晚清民国时期北京琉璃厂古玩商铺林立，位于西街的尊古斋被称为“金石鉴定第一家”，是当时琉璃厂极富有的古玩店铺之一。尊古斋由落榜举子黄兴甫创办，侄子黄伯川接替经营，以青铜、玉器为主要经营品类，在琉璃厂拥有极大声誉。

　　一、尊古斋发展沿革

　　尊古斋自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办，1935年关闭，经营三十余年。1897年至1910年间由黄兴甫经营。黄兴甫，湖北江夏人，光绪二年（1876）上京赶考，落榜后留住琉璃厂附近，于光绪末年在琉璃厂创办尊古斋。黄兴甫经营尊古斋十三年，以三代青铜器为主，积累了较为丰厚的基础，至宣统二年（1910）将尊古斋交给其侄子黄伯川经营。黄伯川就读于京师同文馆，习多门外语，毕业后曾在德国“奇罗佛”洋行当译员。接手尊古斋后，以青铜器经营最为出众，在当时琉璃厂拥有较大影响力。至1928年，黄伯川涉及东陵盗案被捕入狱，出狱后选择关闭尊古斋。

　　目前，所有相关书籍对黄伯川的出狱以及尊古斋关闭时间皆语焉不详，据笔者考证，黄伯川出狱后仍继续经营尊古斋至1935年。

　　黄伯川经营尊古斋25年，在其叔父黄兴甫的基础上使尊古斋的经营达到了鼎盛，并在琉璃厂众多店铺中形成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拥有其他古玩商铺无法比拟的敛财能力，周肇祥曾言：“尊古黄伯川近年收买金石颇得利”，黄伯川在当时也被人称为“黄百万”，尊古斋为黄氏家族积累了丰厚的财力。

　　二、尊古斋经营品类

　　晚清文人讲风雅究朴学，以考据训诂为治学之法，广泛搜集古代器物，不仅推动金石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琉璃厂经营器物的偏好。尊古斋便是在此影响下以青铜、玉石为主要经营品类，经手大量佳器。

　　民国时殷墟出土器物散落各地，以尊古斋经手最多，皆录于其所编著《邺中片羽》中，金石学家柯昌泗为其序，叹曰：“今观书中甄录者，无不为世之所稀”。其中较为知名就有人面盉、乙戈簋、勺方鼎、我方鼎、易兒鼎、宗妇簋等等。1922年，尊古斋在爱新觉罗·宝熙（1871－1942）手中所买下的古铜山尊，便是其中之一。该器物原为爱新觉罗·溥伒（1893-1966）所有，宝熙代为售之，以四千块大洋买下，知名日本古董商山中定次郎（1866-1936）评价此尊“乃稀世之古铜珍品。”被山中以五万美元的价格卖给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宝熙同尊古斋有极为密切的交易往来，也曾自售与尊古斋一件西周初期提梁卣，具体交易数额无从得知，但在宝熙与罗振玉（1866—1940）的来往信札中可以得知，宝熙曾让罗振玉将此件提梁卣带至日本进行出售，并未成功。信中提及“提梁卣不得善价，只好遇便寄回。”

　　上述两件器物的交易于尊古斋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完成了店铺资金的积累，赢得了声誉。其后相继出售各种器物，如1928年4月28日尊古斋售出的易兒鼎则影响了彼时为燕大教授容庚后半生的收藏生涯，并言明自己“藏器自此始”。

　　除青铜重器外，尊古斋还经营铜镜、铜玺、铜造像等器物，以铜镜与铜印数量最多。其所编《尊古斋存印》共40卷，共收录1700多方。目前可见中国铜玺印最早实物，三枚传为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铜质薄体带钮玺印，曾被尊古斋所购，收录于黄伯川所编《邺中片羽》初集与二集辑录中。而在黄伯川所编《尊古斋古镜集景》就已收录历代铜镜拓片二百七十余幅，在琉璃厂诸多店铺中可谓佼佼者。除此之外，还有众多的铜造像，以佛像为主，周肇祥（1880—1954）还曾赞尊古斋所售一躯铜番像，“嵌金银丝，颇精好”。

　　得益于黄伯川将经手之物拓印成册，许多流散器物虽未见交易记录，却能大致了解其流通去向。如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所藏商代晚期人面盉，出土于殷墟，最早著录于黄伯川的《邺中片羽·三集》之中。《邺中片羽》中所著录的133件青铜器，据不完全统计，至少已有103件入藏中外19家博物馆。其中，中国65件，欧洲24件，美国14件。此外仅余29器，其间或有已入馆藏而未统计到者，亦或有散佚者。

　　尊古斋另一主要经营品类为玉石器，品质优良，种类多样，与青铜器互为补充。周肇祥、傅增湘（1872-1949）等人都曾在此购买玉器。周肇祥曾记：“尊古新收蒲璧二……为近年所见出土古玉之最。”此外，尊古斋还有大批玉器售出国外，如著名美国藏家索南斯肯夫妇曾自言从黄伯川手中买到了可称得上是他们藏品中品质最好的玉器。目前尊古斋玉器不少出现在国内多地博物馆之中，如故宫博物院藏宋代龙柄葵花式玉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代双耳玉杯；也有不少辗转流至海外，如芝加哥美术馆藏东周嵌玉鎏金银铜带钩、英国A&V艺术博物馆藏西汉玉马等。另有部分已进入拍卖市场，如2016年香港佳士得秋拍被刘益谦以1986万港币拍下的玉羊形丹药瓶。诸如此类还有很多，皆能在《尊古斋古玉图录》中找到对应的图片资料。该图谱共收录历代古玉，约五百多件，由此可见尊古斋所售玉器之丰，现被人知晓的也仅其中部分。

　　除青铜器与玉器外，尊古斋也还经营甲骨片、善业泥、古钱币等物。1904年安阳曾出现过一次私挖甲骨的现象，而这批甲骨片在《甲骨年表》中有记载“北京尊古斋主人江夏黄睿伯川得甲骨文字六百版”。另陶佛、画像石、瓦当等物也在尊古斋的经营范围之内，且数量不低。同时，古钱币也是尊古斋的经营品类之一，钱币藏家郑家相(1888-1962)就曾在尊古斋购得多件古钱币，“一日予至厂甸尊古斋古玩店访泉，主人黄伯川出示古泉一包，刀布图金图均有之。”

　　三、尊古斋与藏家群体的互动

　　尊古斋在琉璃厂享有盛誉，不仅与高官显贵、文人学子在内的藏家交往，也同不少外国藏家或古董商进行互动。有交易往来，也有学术上的讨论，对尊古斋经营与影响力的形成有极大的助力。

　　因经营品类的精专性，尊古斋与诸多金石藏家、学者交易来往极为密切。早期黄兴甫经营阶段，也有翁同龢(1830-1904)、吴大澂(1835-1902)、王懿荣(1845-1900)与之来往，但并未留下实例记载。至黄伯川经营时期使达到尊古斋鼎盛，来往藏家络绎不绝。如清末任职学部侍郎的爱新觉罗·宝熙，其善玩青铜器，多次出售器物给尊古斋，使黄伯川收益颇丰。此外，曾任职于北洋政府的周肇祥也是常客之一，其在京期间常至“尊古闲坐”，尊古斋也曾多次送物上门任其挑选，两者之间形成较高的信任度，周肇祥可“留玩数日”，并不担心损毁或遗失。其在尊古斋购买器物多达144件，包扣玉饰、铜镜、铜印、青铜佛像等多种，其中青铜印章就有107枚。

　　同时，晚清民国时期近代考古学在金石学的基础上兴盛发展，不断有考古学家及艺术史学家加入鉴藏活动之中。如中国近代考古大家罗振玉同尊古斋来往密切，常以赊账的方式从尊古斋购买器物，在与宝熙、王国维等人来往信件中多次提及让人代为交付欠款给尊古斋，“李介如送公润金五十元，今日始送到，明日后即遵交尊古斋”。另有受尊古斋影响极大的近代考古学奠基人容庚，其第一次购买青铜器便是在尊古斋，并发出“余第一次购古器，乃廉价得此，殊自幸也”的感叹，自此打开了容庚青铜器收藏的道路。容庚与尊古斋往来也日益密切，曾多次赠书给黄伯川，可见二人已超过一般商人与顾客之间的关系。同黄伯川关系较为深厚的还有著名考古学家马衡（1881-1955），其曾在黄伯川手中将西安博物院失盗的“权”与“衡”收归北京故宫博物院，并经两人共同鉴赏定名为“莽权、莽衡”，一直沿用至今。除此之外，与尊古斋来往考古学者众多，包括徐乃昌（1868-1943）、于省吾（1896-1984）、傅斯年、徐中舒（1898-1991）等人。

　　除上述国内藏家学者外，晚清民国北京艺术品市场上还有来京寻宝的国外藏家、商人。黄伯川受业于新式教育，因其过人的专业学养与外语条件深受外国藏家的青睐，许多西方人都愿意与他做生意，称其为“A great merchant named Huang Jun（一位名叫黄浚的大商人）”。日本的山中定次郎与卢芹斋等古玩商也是尊古斋的重要顾客。

　　结语

　　尊古斋的藏品质量上乘，相较于琉璃厂其他古玩商铺而言，其专业化程度较高，并以深厚学养与精绝的鉴定能力得到了国内大批金石学者、考古学者的簇拥，在海外藏家口中也享有盛誉，更是同顾客之间形成亦商亦师亦友的关系。尊古斋在经营过程中逐渐专业化、国际化，已初具现代性的经营意识，这不仅推动清末民初北京地区古玩经营的持续发展，也影响至海外艺术市场发展，符合清末民初北京艺术市场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变。（文/夏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