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邱振中书法的一种解读

　　邱振中，1947年生于江西南昌。1995年至1997年任日本文部省外国人教师、国立奈良教育大学客座教授。2008年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水墨顾问。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书法与绘画比较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美术馆展览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潘天寿研究会副会长。著有《书法的形态与阐释》《神居何所》《书法》《人书俱老：从观念到机制》《书写性与图形生成》《中国书法：167个练习》与诗集《状态－Ⅳ》等。

　　邱振中 草书杜甫月夜 34cm×138cm 纸本 2012年

　　邱振中 草书杜甫登兖州城楼 

　　97cm×60cm 纸本 2018年

　　邱振中 草书李德裕赠圆明上人 

　　64cm×45cm 纸本 2020年

　　一个人要跨越多少道门槛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艺术家？优秀的艺术家与伟大的艺术家之间到底相差有多远？我相信，邱振中是真正测量过其间距离并把自己定位在最高层次而为之付出艰辛努力的。这种至高的自我期许、严苛的自律精神与多头并进的开拓给他带来劳累的同时，也带给他多重、丰厚的艺术背景。

　　以他传统样式的草书作品为例，其样式、笔法等外示的形态完全是传统的，但细心的读者完全可以感受到，在草书空间性与时间性的自由转换上，邱振中的草书已经与传统草书判然有别：他修正了传统的空间构成方式，在时间性（音乐的节奏感、篇章的整体性）的指引下，建立起更为敏感的空间与时间的和谐转换，类似于音乐中每个细小的音符不可挪移性必须服务于整体乐章的完整性一样，空间与时间的自由转换使这种草书传递出与传统草书迥异的、非常明朗的激扬顿挫的旋律之美。这种草书牵涉的问题非常复杂。比如它的空间上的点画、章法安排如何构成明确的旋律——视觉如何转化为明确的听觉暗示？毕竟草书创作不似演奏乐曲那样按谱而行、有所依凭。在草书创作快速的时间流程中“建筑”空间的精确，无异于在无谱的状态下即兴作曲、即兴演奏，它凭借的又是什么？显然，这都逸出传统草书的问题范畴，而创作者在创作时必须逐一解决。

　　众所周知，传统书法中草书的音乐性是最为强烈的。传统草书只能依靠多字的组合变化来实现整幅作品的节奏参差——节奏是维系传统草书音乐性的最小元素，节奏段调节着作品的行气，行气贯穿整个作品即表示作品的完成。但若把节奏当作最小的音乐元素，这个元素不免过于庞大。以节奏组成旋律、乐章——即使古人具备这种自觉，其作品整体的旋律、乐章也必是凌乱的。因此，我们只能说传统草书富有音乐性。音乐性不等于音乐，而邱振中的草书却让人明确地感受到那就是旋律，就是视觉化的音乐。在此，邱振中至少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精心挑拣最佳的汉字组合，在创作之前对所欲书写内容的每一个点画、空间进行音符化处理，由此扩展到整个作品的旋律、乐章设计；二是在创作时还要在草情的驱遣下、在一种狂飙突进式的速度中使事先准备好的“乐谱”转化为瞬间的感性表达，这无疑是在钢丝上跳芭蕾。它要求创作者在创作瞬间里，潜意识而非仅仅感觉的敏感度具备一种无坚不摧的穿透力的同时，还要具备一种强大的理性支撑的坚实性，即在潜意识勃发的片刻里仍能感受到理性精心打磨之后的精准。

　　这是一种怎样的心理能量？

　　音乐史上，我们常以“集古典之大成，开浪漫之先河”来评价贝多芬。贝多芬的伟大一方面是其昂扬激荡的乐章与时代的共响，那种扫荡一切的激情；另一方面，他的作品又非常完整地浓缩了古典音乐“理性建筑”的精神，极富古典音乐丝毫不可移易的建筑美。而连接理性与激情并使二者皆能得到极度申发的中介是什么？是感觉？是潜意识？好像是，又好像都不是。人类的词汇在面对自己心灵的时候总是尴尬的。大概是考虑到这种无法言说又必须言说的两难，艾略特通常以“智性”来统称这种既与现有概念交叉，又在现有概念之外的心理能量。邱振中也常说，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与书法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我的理解是：诗歌创作固然为他的这种草书创作注入了在书法和其他视觉艺术中不容易获得的某种来自灵明的推进力，但长期抽象艺术的创作经验、来自抽象艺术理论与实践的支持同样重要。

　　邱振中在穷尽一切可能寻找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付出自己艰辛的思考与劳作。在很多人看来，这多少与他理论家不断逼进的思维习惯有关。但我要说的是，在一个人类艺术资源几乎被挖掘殆尽的时代里，在一种文化艺术由传统到现代转换的决战时刻，穷尽一切可以利用的人类艺术思想资源，发现问题并将问题引向深入，在前人的思维尽头找到路径，在各种悖论与冲突中裁剪取舍，以争取自身艺术能够“摄入现代人心底蕴”，能够实现对艺术极限的超越——这几乎是任何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艺术家、诗人或理论家唯一可做的事情。

　　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当事者只能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以对自身的苛刻要求来获取进入历史的可能，用邱振中的话说，“因为后人的检验将比我们严格一百倍”。（文/梁培先）

　　本版由《中国书画》杂志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