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尽千峰浑作雪 吹开天地放奇花

　　——读《张大千溥心畬合作山水册》

　　张大千溥心畬合作山水册（局部） 纸本设色 29cm×19cm×12 1932年

　　《张大千溥心畬合作山水册》十二开，纸本设色，每开29cm×19cm，创作于1932年10月。对此册的讨论自然绕不开近代画史上“南张北溥”的话题。张大千（1899—1983）小溥心畬（1896—1963）三岁，成名也比溥稍晚。1920年代中期到1930年代，已有不少知名画家雄踞画坛，但由于溥心畬国学功底扎实、才华蕴籍，加上“旧王孙”的特殊身份和清新脱俗的画风，甫入艺苑，便声望日增，至三十年代，年届30岁时，遂成主盟北方画坛之势。张大千则是在三十年代初期方才打入北京画坛。李永翘《张大千年谱》1928年条下记述：“秋，先生离沪赴北京，经陈三立介绍，在恭王府偏福殿结识旧王孙、文人画家溥心畬。从此张、溥常在一起论画、赋诗，结下了深厚友谊。”

　　自二人结识之后，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他们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画坛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享有盛誉，才逐渐形成“南张北溥”之说。据赵校沂《南张北溥的由来》和包立民《张大千和溥心畬》两文所记，此说的首倡者是周殿侯。然而将此说见诸文字，加以传扬普及的，则是张大千的挚友于非厂。于氏为著名花鸟画家，虽长大千十一岁，但对大千的才学非常倾倒，且性情投契，二人又都喜饮酒，于是乘兴撰文，为大千捧场。大千读之抚髯大乐，南张北溥之名，从此传遍大江南北。

　　由是，张大千和溥心畬的合作笔墨格外受到艺林器重。经傅申先生研究，二人合作绘画最多的时候分别在1930年代和抗战胜利后的北平时期，以及19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旅日期间。傅先生说此册为其所见张、溥二人最早的合作绘画。

　　查龚敏所著《溥心畬年谱》“1932壬申37岁”条下记载：“正月，写《倚杖高士图》与张大千。”《倚杖高士图》见于1933年寒玉堂所制《溥心畬画册》。开年赠画，足见二人的笔墨酬答情谊。而在年谱一九三二年二月四日，就有记载二人合作，比此册早了八个月：“二月四日，先生与大千为散释作《高士图》。私人藏。启功于画堂边跋云：‘壬申（1932）二月，大千先生访吾宗老于萃锦园，释堪李十三丈在座，每以长髯嘲大千，索画钟馗，又嫌髯短，举座为之绝倒。此幅两先生合笔以赠释翁者。’”

　　此册被著名美术史学者、书画鉴定家傅申先生收入了他所主持策展的《张大千六十年回顾展》中。关于展览选题和遴选作品，先生以其美术史研究的视野和广博见识，拟定说明：“在很多方面我认为他（张大千）是中国画史上难得的大家，他当然也是二十世纪最有成就的画家之一。因为他是历代画家中对传统的绘画研习和了解最勤、最深、最广并且是最好的画家，因此他的作品与绘画史最有史的关联。在他的作品中，不但有他个人的画史，也有中国绘画的历史。”（傅申《血战古人的张大千》）

　　《血战古人的张大千》文中此册图片下标注道：“大千居住在北京期间，与溥心畬多合作画。此册由溥儒先画树、或人物、或山石，再请大千补成，二人旗鼓相当，浑然天成。”在《南张北溥的翰墨缘》中，傅申先生详加阐释：“此册出于溥氏主动，是比较少见的。这十二页都是溥氏先在每页画了山石、树木、或寺宇房舍，然后请大千完成的。每页除了两家的款印及末页溥儒的年款短题之外，只有两幅溥氏说明了他画的内容，如：‘心畬写萧寺’、‘心畬作秋林’，其余只有印款，末幅题云：‘壬申十月写山水十二帧景，乞大千补之，儒。’因此，对其余十页中谁画了些什么，都只能由观者从笔墨风格去分辨……在比例上来说，此册溥氏笔墨较少，大体以线条为主，比较谨饰文雅；近树与寺宇多出自溥氏，人物各半，山石及远景十九皆出自大千，只有末幅的主景近山出于溥氏。由于大千当年以学石涛为主，兼重用墨，比较粗放淋漓，兼之渲染设色出自大千；因此从笔墨上来看，全册较近于大千。总之，这一册是我所见两家合作画中，大千所用心力最多的一件。今为香港陈继恩博士藏。”（文/陈小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