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中华美学 复现纸上传奇

——记荣宝斋的“木版水印”

　　荣宝斋木板水印书画作品·齐白石《祖国万岁》

　　荣宝斋木板水印书画作品·钱松喦《延安颂》

　　2022年元旦前夕，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提出了多项部署。其中包括：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深化文明交流互鉴，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2006年6月，荣宝斋“木版水印技艺”被国务院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过去的近二十年中，这项技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传承，培养了不少优秀的传承人，实现了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的文化使命。近年来，“非遗”热度不减，不仅在保护和传承上受到重视，社会面的传播和了解也越来越广泛，这说明“非遗”不仅具有跨越时间的永久魅力，还有着强大的群众基础。“非遗”是人民共享的一笔精神财富，它所表现出的韧性、耐心和定力，在历史变迁岁月流逝中，逐渐沉淀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并深深镌刻在民族记忆当中。中国人有关“非遗”的文化记忆就如同传统思想、日常礼仪一样，大多“日用而不知”，饮一杯茶，赏一幅画，于生活细微之处，在对美的感知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旧时风雅：木版水印的“前世今生”

　　以往的日子里，听人夸一幅画画得好时便说“这画真像印得一样”。在懂画的人听来，多半会莞尔一笑，若是叫作者听到，想必生气是少不了的。但这并不是说话的人有意贬低，而是在一般大众看来，能印出来的画，必定已然是好画了。可见“印”，也并非不好。还有一种说法，是表扬这“印”出来的画好，较为逼真，讲得文气些，叫“如睹原物”或“下真迹一等”。于是，这“画”与“印”的关系就愈加密切了。

　　在北京琉璃厂有一家百年老字号荣宝斋。常逛厂甸的人，一定知道走了半程，抬眼左顾，就是“荣宝斋”三个金色大字。它有一项复制书画的绝活叫“木版水印”。木版水印在历史上的名称很不统一，有“木印”“套版”“饾版”等多种叫法，常常与“古籍印刷”难分彼此。据说“木版水印”这个名字就是荣宝斋最先启用的，现在早已是国家级的“非遗”了。“木版水印”的“木版”是说材质，“水印”则是印制的方法。这项技术脱胎于古代的雕版印刷，算起来，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不可谓不长。以雕版印刷图画，最早可证的实物是唐懿宗咸通九年（868）的《如来说法图》。到了宋元时期，画谱开始大量出现，南宋景定二年（1261）重刊的宋伯仁《梅花喜神谱》开风气之先，此后便有了刻印书画作品的出版活动。明清时期是雕版刻印书画的鼎盛时期。此时的作品，不仅题材广泛，且刻印精美、色彩绚丽，雅致与富丽并存。

　　明末安徽休宁人胡正言把“木版水印”用在文人艺术当中，他研发出“拱花”“饾版”两项重要技艺，并印制了《十竹斋画谱》和《十竹斋画谱》。这是“木版水印”发展历史上的飞跃，大大提升了笺纸刻印和复制书画的品质与格调。“拱花”和“饾版”也成为“木版水印”中两项最具特点的工艺。“拱花”是将宣纸附在刻好的凹版上，铺上版片一样大小的毛毡，再对毛毡施加重力，使花纹图案凸显于纸上，从而具有立体的视觉效果和触感。“饾版”是对一版数色传统套印技术的发展，它根据用笔轻重、墨色深浅，将书画作品分作数版刷印，能将大写意画酣畅淋漓的笔墨变化和色彩运用传神地表现出来，效果更加丰富生动、更具神韵。

　　胡正言其人可谓文人典范，并不是他有经世之功，而是他践行了一种古代文人的理想生活——进可上庙堂，退可隐山林。他曾官中书舍人，主要是书写朝廷诰敕、制诏、文书等，大抵是抄抄写写的工作。这个官位虽不大，品秩也不高，但青灯为伴，文字为伍，在风云变幻的明末政坛中，何尝不是一种幸运？风霜刀剑之下，有什么是比安全和稳定更宝贵的呢？在他致仕以后，在金陵起了一处别院，名为“十竹斋”，因其“尝种筠十余竿楯间，听之博古对此自娱”，游息于“博古、异书、名画、奇石”之间。

　　胡氏之后，清代延续“画谱”题材，彩印了《芥子园画谱》。这部画谱虽有局限，却是照相技术传入之前最具影响力的一部绘画教材，习画者很少有不以此为门径的。再有就是宫廷刻印的作品，这一类多有粉饰和教化的意味，如歌颂太平的《万寿盛典图》《南巡图》《皇清职贡图》，劝课农桑的《耕织图》，以及描绘皇家园林风景的《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圆明园四十景诗图》等。这些作品规模宏大，造型准确，刻印精工，展现了皇家制作的严整与雍容，虽然富丽精工，但乏自然的情味，叫人看不了几眼便觉得索然无味，与文人寄兴全然不同。

　　匠心神韵：“木版水印”的工艺奥秘

　　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有三道工序：勾描、刻版和水印。每道工序又有若干小的操作环节，只有这些工序、环节密切配合，步步到位，才能印制出成功的作品。但这绝不是件容易的事。

　　就拿勾描来说，画师要吃透原作的笔墨技法乃至风格气韵。画家的创作，兴许能一挥而就，以经久历练的技法和瞬间迸发的灵感成就一幅好画。而勾描画师则不仅要技法成熟，还需要理性分析，将原作巧妙地拆分为多块版片进行勾摹，行内的话叫作“摘套”。写意花鸟画看似简单，实际上每一个元素，每一处赋彩，每一笔墨色的变化都要分作一版单独雕刻，款识和印章也是如此。即便是吴作人的两条金鱼，也要分成十套来印。

　　刻版更是考验功力，雕刻者以刀代笔，以版为纸，要表现出原作中多变的笔触。绘画中的皴擦点染，所绘之物的形态质感，全凭手中的一把刻刀。不同于绘画的是，刻版是把版片画面周边的木料去掉，行话叫“剔空”，凸显出印制内容再加以水印。这个原理与篆刻当中的朱文印相同。因而在雕刻时须全神贯注，所刻的线条流畅劲挺，宛如笔绘一样。否则断气跑刀，就不仅走样，更无气韵可言了。这种状态颇像书论中“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采，如对至尊”的状态和庄子寓言中“运斤成风”的境界。

　　最后一步是水印。如果不谈装裱，这水印就是“木版水印”复制书画的尾声。前期“勾”和“刻”的成果通过水印呈现出原作的艺术效果。为什么是“水印”呢？这是由于水的运用极其重要，是印制过程中的“核心技术”。不光是勾摹雕刻好的版片要注意，承印的纸张也应当始终保持“水气”。所以在荣宝斋的水印车间中，加湿设备是无论冬夏常年运行的。一幅画面的干湿浓淡轻重得宜，全靠对水分的掌控。它不是简单的上色压印，而是根据原作不同的视觉效果而有“刷”“砑”和“掸”等不同的印制技法。如漓江烟雨、江南水乡这类意境朦胧、水墨氤氲的画作，对水印的要求就更高了。

　　赓续传奇：“木版水印”的传承发展

　　荣宝斋在光绪二十年（1896）设立一个刻印笺纸的作坊，当时叫“帖套作”，所出的笺纸清雅，很受当时文人墨客的欢迎。1933年，郑振铎与鲁迅还特意收集了一些较有特色的笺纸图样交由荣宝斋刻印，集为《北平笺谱》。20世纪四五十年代，荣宝斋开始探索以“木版水印”复制书画作品。先是写意花鸟，后来是山水，最后连工致密丽的工笔长卷也印得几乎与原作难分伯仲。不仅徐悲鸿的“奔马”，齐白石的“虾蟹”，就连《韩熙载夜宴图》《簪花仕女图》这样繁复的工笔画也能形神兼备，让人不得不叹服。感慨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唯精唯一的大国“工匠精神”！

　　赵朴初有一首词的上阕写道：“炳且煊兮，艺苑蜚声，试为纪之。溯清初创业，嘉名斗换；功昭大雅，誉重京畿。巧夺天工，神传笔妙，欲起风雷破壁飞。经纶手，剪千襄云锦，都化虹霓。”前半部分说荣宝斋历史悠久、蜚声艺林，后半部分则是对“木版水印”技艺的歌咏。

　　荣宝斋的“木版水印”作为一项国家“非遗”，让那些曾经秘藏于深宫大院的书画化身千百，“飞入寻常百姓家”。傅雷在1960的家书中叮嘱傅聪：“木刻水印在一切复制技术中最接近原作，工本浩大，望珍视之。”其实，这项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非遗”技艺之所以宝贵，岂止是“工本浩大”这一端！以迥然不同的工具，复制出精妙传神的画作，这本身就是一种“再创作”，其中蕴含着不容低估的历史文化和人文价值。这项技艺既满足了人们对中华美学精神的探求，又促进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对这些国宝级的书画本身而言，“木版水印”技艺未尝不是很好的保护，它以一种别样的方式让书画文物“活”了起来。（文/席 乐 孙红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