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明末清初北京的书画交易场所

　　清代北京报国寺、孙公园和金鱼池位置（图片来源：《清乾隆京师全图》局部）

　　明代北京元宵灯市和内市（图片来源：徐苹芳编著《明清北京城图》，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明北京城复原图》）

　　明朝，都城里较为繁华的市集有三处：城隍庙市、元宵灯市和内市。古玩字画也往往集中在这三大市。三市中尤以城隍庙市的古董字画最多，“城隍庙市者于城西之都城隍庙而名也，西至庙，东至刑部街……每月以初一、十五、二十五日开市较多”。城隍庙市延宕三里之长，乃至图籍、鼎彝、匜镜、书画、珠宝等珍玩古器无所不有。因而，城隍庙市所售书画古玩真伪混杂、良莠不齐，常使人眩目。查阅《明清北京城图》，可知明清时期北京城内有两处城隍庙：一处位于城西，为都城隍庙；另一处位于城东，为城隍庙。据文献记载，城隍庙市位于城西都城隍庙。

　　除每月三日开市的城隍庙市，一年一度的元宵灯市也是可以买到书画、古籍的地方，元宵灯市自东华门起，向东绵亘两里。彼时，不仅畿辅周边的商贾汇聚此地，远道而来的南北商贩也会携带珍宝、古器来灯市售卖。关于明季元宵灯市的繁华，《宛署杂记》如此记载：“每年正月初十日起至十六日止，结灯者，各持所有……名曰灯市……是时四方商贾辐辏，技艺毕陈，珠石奇巧，罗绮毕具，一切夷夏古今异物毕至。”虽然灯市珍奇无所不有，但是比起城隍庙市，灯市售卖的书画、古籍并不多见。谢肇淛（1567—1624）就曾抱怨：“余在燕都，四度灯市，日日游戏，欲觅一古书、古画竟不可得，真所谓入宝山而空手却回，良以自笑也。”嘉定人黄淳耀（1605—1645）也有类似的抱怨，他想要买一套《杜工部集》，可寻遍灯市和城隍庙市却不可得。

　　所谓内市，位于禁城以北，东华门以内，从御马监至西海子一带。内市每月初四、十四、廿四日开市，但规模不比城隍庙市。如此看来，明末都下集市虽然繁华，但所售书画、古籍还是不及江南盛况，而且这种状况似乎一直持续到了清初，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在书中感叹，京师西河堰书肆远不如金陵苏杭的书肆繁华。

　　清朝入关后，汉臣被迁居至外城居住，内城由满军八旗居住，位于内城的城隍庙市被转移至外城的报国寺，市期仍按旧例，每月三日。《京师坊巷志稿》载，报国寺在“广宁门街北百余武，互详寺观，有顾先生炎武祠，井二。析津日记：慈仁寺亦呼报国寺，盖先有报国寺在寺之西北隅也”。因此，清初文献中有载慈仁寺市集者，也有载报国寺市集者，应均指同一处。甲申之后，每月三日的报国寺市集就成了都中士人搜购书画、典籍的绝好所在。王士祯（1634—1711）《香祖笔记》载：“每月朔望及下浣五日，百货集慈仁寺，书摊只五六，往间有秘本，二十年来绝无之。”报国寺还有两株枝干虬异的矮松，时常得人题咏，可称当时都门一景。

　　报国寺市集后来逐渐荒废。《藤阴杂记》载：“慈仁庙市久废，前岁复兴，未几仍止，盖百货全资城中大户，寺距城远，鲜有至者。国初诸大宅第皆在城西，往游甚便，自地震后，六十年来荒凉已极。”《藤阴杂记》成书于嘉庆丙辰年，可见在清朝初年一度繁荣的报国寺市集雍年间已荒废，应该与后来汉臣又陆续迁回内城居住有关。

　　明末清初，都门书肆大多在“大明门右，及礼部门外，拱宸门西”，入清后，逐渐在内城“隆福寺街”开设了一些书肆，还有外城的“琉璃厂”集中了多家书肆，此外，西河沿也有零散几家书肆，即上文谈迁所谓“西河堰”书肆。不过著名的“琉璃厂”书肆，至乾隆朝才兴起，所以孙承泽常去的应该是位于“大明门右，及礼部门外，拱宸门西”和“西河沿”的几家书肆。

　　还有一处可能存在书画交易的场所是宣武门外鱼藻池畔。孙承泽在《五经翼》一书自序中回忆说：“甲申之变，余家玉凫堂积书七万余卷，一时星散，无复片纸存者，是岁秋冬僵卧东鱼藻池上，书贾荷书来售，多余家故本，封识宛然，泫焉欲涕。”文中所谓“东鱼藻池”，《帝京景物略》卷三“城南内”有记载：“金故有鱼藻池，旧志云：池上有殿，榜以瑶池。殿之址，今不可寻。池泓然也，居人界而塘之，柳垂覆之，岁种金鱼以为业……岁盛夏，游人携罍饮此，投饼饵，唼呷有声，其大者衔饵竟去。”《天府广记》载：“鱼藻池在宣武门外西南，金时在燕京城内，章宗所凿，池上旧有瑶池殿。其地在天坛之北，遍地皆泉，人凿以养金鱼。明末亭榭极盛。”可以看出“鱼藻池”在明清之际景色秀丽，是都中居民的燕游之所，明人有五月走马金鱼池的旧俗。因此，在鱼藻池畔出现兜售书籍字画的商贩也是意料中事。（文/陈雪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