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画说端午

　　[清]任伯年 钟馗图 125cm×52cm

　　纸本设色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王雪涛 清供图 99cm×32cm

　　纸本设色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在战国时期，农历的五月便被称为“恶月”“毒月”，《礼记·月令》载：“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勿躁，止声色，毋或进，薄滋味，毋致和，节欲，定心气。”中国古人有“龙星纪时”的传统，简言之，就是将六个星宿（角、亢、氐、房、心、尾）组成一组龙星，农历四月是“龙星”升天可以进行“雩祭祈雨”的日子。之后，便有“夫辰角见而雨毕，天根见而水涸，本见而草木节解，驷见而陨霜，火见而清风戒寒”（《国语·周语》），此时的“龙星潜藏”便是标志着雨季的结束。夏至前后，龙星在天空处于“中正”之位，即为“飞龙在天”。故，五月初五这一天也被称为“天中节”，《岁时广记》言：“五月五日，乃符天数也。午时为天中节。”在阴阳五行的观念中，农历五月是阳衰阴盛的开端，在阳数中“五”又位于最中间的数，故而五月五日午时被称为“天中”，也是一年当中的至阳之时。夏至之后，暖气始盛，阴气滋长，蚊虫活跃，疫病流行，古人认为其为鬼兽所祸。

　　为了禳疫祈福，古人逐渐生发了诸多习俗。秦朝统一六国之后，将南方与北方的端午习俗融合，使得这一日拥有了多重称呼，如天中节、端五节、端阳节、重午节、重五节、五月节、龙舟节、解粽节、菖蒲节、屈原日等等。魏晋时期，开启了端午日插五时花的习俗，《酉阳杂俎》中有：“北朝妇人常以五月进五时，图五时花，施帐之上。是日又进长命缕，宛转绳结，皆为人像带之。”这种用丝线结成人形绳结，佩戴辟邪的习俗一直延续至明清。西汉《礼记》中有载：“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所以，端午节又称“浴兰节”。宋人吴自牧在其《梦粱录》中有言：“五日重午节，又曰‘浴兰令节’……杭城人不论大小之家，焚烧午香一月，不知出何文典。其日正是葵榴斗艳，桅艾争香，角黍金色，菖蒲切玉，以酬佳景，不特富家巨室为然，虽贫乏之人，亦且对时行乐也。”可见，富贵人家与平头百姓在端午一日，都在遵行特定的习俗和仪式。又有清康熙年间的《钱塘县志》载“五月五日为天中节。门贴五色镂纸，堂设天师、钟馗像，梁悬符录，盆养葵、榴花、蒲、艾叶，丹碧可观”等。端午节当日的习俗有沐兰浴、系五色丝、饮雄黄酒、食百索粽、插艾叶、制蒲剑、摆蒜拳、挂虎饰、贴五毒符、穿五毒衣、赛龙舟、铸镜、拔河、斗草、赏花……不难想见，为了辟邪驱灾，古人几乎动用了一切“手段”和智慧。

　　钟馗其人在古书记载中，系唐初长安终南山人。唐开元年间，赴长安应试，取得头名贡士。偏巧殿试之时，奸相卢杞因钟馗相貌丑陋，使其落榜。钟馗愤恨撞柱而死。唐明皇知晓此事，以状元之名将他安葬。至于钟馗捉鬼的传说，则见于《唐逸史》中的记载：“臣终南山进士钟馗也。因武德中应举不捷，羞归故里，触殿阶而死。奉旨赐绿袍以葬之，感恩发誓，与我王除天下虚耗妖孽之事。”这里清晰地记录着钟馗是着绿袍的。而北宋郭若虚在其《图画见闻志》中有：“昔吴道子画钟馗，衣蓝衫，革敦一足，眇一目，腰笏，巾首而蓬发，以左手捉鬼，以右手抉其鬼目。笔迹遒劲，实绘事之绝格也。”后世的钟馗像中有将其绘为头戴乌纱，身着蓝蟒袍，腰束玉带笏板，足踏翘头皂靴的形象。后，又因原文中“衣蓝衫”，与“褴褛之衫”谐音，故而，蓝袍的形象并不是特属。《钟馗图》为晚清海派画家任伯年所绘，根据题款“光绪壬午五月五日”字样可知此图绘于光绪八年（1882）的农历端午日。画家以逸笔墨彩写钟馗之袍衫，玉带、乌纱、皂靴、破扇遮颜，身下有一绿色小鬼佝偻身躯，钟馗其肘压于其上。上有吴昌硕后题：“破扇格虬拜，醉态良可耻。夜叉作驱使，老道是长技。世运丁极否，白日鬼成市。蒲酒陈一觞，请公逐百鬼。莼生仁兄藏，伯年先生画钟馗，古拙超逸，笔笔独到，属题句率成四十字。光绪丁未（1907）中秋吴俊卿，老缶。”将任伯年后期的钟馗画以行草笔意入画的那种节奏、气韵等绘写得精准到位。

　　《清嘉录》中有诗：“榴花吐焰菖蒲碧，画图一幅生虚白。绿袍乌帽吉莫靴，知是终南山里客。”这里的钟馗又变成了绿袍的“战神”，后又有记录钟馗身着紫罗袍种种。但最为常见的还是于明清绘画中红袍的“钟馗样”。仅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至少藏有三幅红袍钟馗形象，均为任伯年所绘。其中《朱笔钟馗图》是于端午日“效金冬心先生用禅门米汁和墨写之”。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红色本身就是辟邪的颜色，若用朱砂和墨加入禅门米汁仿佛在钟馗这种文化形象之中附以超自然的“加持力”，可以逢凶化吉，百毒不侵，驱邪禳祸，福泽永绵。三张红袍《钟馗图》均手持宝剑，七星宝剑在古代同样是具有符号性的，欧阳修在其诗《宝剑》中有：“宝剑匣中藏，暗室夜长明……煌煌七星文，照耀三尺冰。此剑在人间，百妖夜收形。”我们看到的钟馗，乌纱帽、红罗袍、佩七星宝剑，脚穿“吉莫靴”，与古籍中记载唐明皇梦中的蓬发虬髯、面目恐怖、头戴破乌纱、脚蹬大朝靴的形象十分吻合。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作为驱鬼的“法器”——终葵，还是作为啖鬼的神祇——钟馗，其作用都是驱邪避凶，安年禳祸。

　　到了明清，钟馗图的绘制和悬挂分成了岁末绘画而端午日悬挂的习俗。明代《旧京遗事》中载“禁中岁除，各宫门改易春联，及安放绢画钟馗神像。像以三尺长素木小屏装之，缀铜环悬挂，最为精雅。先数日各宫颁钟馗神于诸皇亲家”，此处说明沿袭了唐宋的传统年末绘画和颁发。清人顾禄在《清嘉录》中有“古人以除夕，今人以端五，其用亦自不同……又吴曼云《江乡节物词》小序云：杭俗，钟进士画像，端午悬之，以逐疫……《雄江震志》云：五日堂中悬钟馗画像，谓旧俗所未有”。《庆瑞图》是清初新安（今安徽歙县）画派画家姚宋（1648—1721）所绘，根据题款：“丁酉（1717）蒲月午日写庆瑞图。七十叟姚宋。”可知此图是专在端午日绘制的节令图。画面的内容就是钟馗一副豹头环眼虬髯黑面的丑怪模样，一边饮酒一边镇压五鬼的形象。画家以细润的笔法线条，勾勒钟馗及五鬼，其中三鬼托乘钟馗犹如“瘿木椅”，钟馗身后一红发兽面恶鬼手托一瓶向空中，不远处似画一只蝙蝠，颇有“清平（瓶）福（蝠）来”之意；钟馗身前的两鬼犹如民间做“钟馗戏”中“叠罗汉”状，手托犀角，内盛菖蒲、石榴花、艾草等。画面笔法娴熟，构图讲究，犹如彼时流行的钟馗戏所带来的戏剧场景的视觉冲击。例如至今仍然保留完整的明杂剧《庆丰年五鬼闹钟馗》及清代内廷在除夕所演的时令戏《殿庭驱祟》等展现出的舞台感。及至晚清民国钟馗像越来越趋向于端午供奉，以求辟邪镇宅。从岁末到端阳，从门前张挂到厅堂供奉，其表现的内容也逐渐丰富多样。（文/安夙）

　　注：更多作品图片见《中国书画》杂志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