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元汴：天籁阁的旷世收藏

　　[北宋]赵佶 瑞鹤图卷 51cm×138.2cm 绢本设色 辽宁省博物馆藏

　　［东晋］王献之《中秋帖》    

　　嘉兴，古称檇李，位于钱塘之北、太湖之南、沪苏杭之央。南宋以降，浙江嘉兴为畿辅之地，富庶丰饶、学风兴盛，一时间贤才辈出。至明中晚期，民间收藏盛极一时，海内风雅人士取道嘉兴，必访鉴藏大家项元汴，登其藏书楼“天籁阁”。天籁阁遍藏历代法书名绘、金石鼎彝、珍奇名玩，慕名而来者络绎不绝，在江南地区逐渐成为书画鉴藏重镇，影响了仇英、董其昌等一众书画大家。此外，项元汴在鉴藏之余兼工书画，始创“嘉兴画派”，为嘉兴地区的书画传承提供了助力。天籁阁旧藏涵盖了上起东晋“二王”、下迄“明四家”的书画，在“收”与“守”之间支撑起半部以晚明为节点的书画史。

　　项元汴（1525—1590），字子京，号墨林居士、退密斋主人、香岩居士等，明代嘉兴人，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是晚明的艺术鉴藏家。他博雅好古，为了购置藏品，往往不惜一掷千金。据康熙十六年（1677）《嘉兴府志》记载，项元汴“尝得铁琴一，上有‘天籁’字，下有孙登姓氏，因以名阁”。“天籁阁”遍藏历代法书、绘画、图书、金石、彝器、墨砚等精品，数量之巨、质量之精，堪称古今私家收藏翘楚。

　　清代嘉兴诗人朱彝尊曾作诗回忆昔日的天籁阁：“阿侬旧住韭溪北，天籁阁中曾数过。记得千金纨扇册，童时一日几摩挲。”据嘉兴地方志记载，天籁阁旧址位于嘉兴城内“灵光坊”。瓶山西侧是项元汴曾伯祖项忠的居地，此地旧有项家祠堂，位于瓶山大门口人行道的“灵光井”实际上属于项家老井。目前在瓶山西侧、汤家弄以东的地块已开始复建天籁阁。虽然天籁阁早已无迹可寻，但从项元汴存世的《梵林图》中，我们可以大致领略其建筑风貌。民国时期的收藏家徐宗浩于仇英《桃村草堂图》题跋中写道：“子京有‘桃花源里人家’一印，其地即项氏栖隐之所。”可见不论是隐逸之地还是藏书楼，都体现了项氏对精神乐园的追求。

　　项元汴的天籁阁不仅在布置上“修竹缤纷，荫樾如垂”，所藏书画多为历朝历代流传有序的名家真迹。据嘉兴图书馆馆长沈红梅女士考证，目前可考的天籁阁书画收藏共有1400余件，涵盖460多位历代书画家的作品，其中书法644件，绘画784件。

　　在项元汴天籁阁的收藏中，以六朝绘画享誉海内。由于年代久远，魏晋时期流传下来的绘画极少，然而天籁阁不仅藏有六朝顾恺之、陆探微和张僧繇的传世名作，还藏有这一时期戴逵的绘画，这些作品能够流传至今，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天籁阁的保管和收藏。天籁阁旧藏的唐五代绘画，有李昭道的《蓬莱宫阙图》、王维的《山阴图》、韩干的《牧马图》、韩滉的《五牛图》、黄荃的《长春花鸟》等。天籁阁尚有丰富的宋画收藏，不仅藏有以董源、李成、范宽为代表的“北宋三大家”的山水画，还有以刘松年、李唐、马远、夏圭为代表的“南宋四家”真迹。与此同时，文同的墨竹、苏轼的偃松、扬无咎的墨梅、赵孟坚的墨兰、米芾父子的“米氏云山”，乃至宋徽宗赵佶的《写生翎毛》和《瑞鹤图》，皆成为天籁阁的珍藏。元代山水画颇受明清文人推崇，在项元汴的收藏中，有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高克恭的《秋山暮霭图》，以及“元季四家”黄公望《快雪时晴图》、吴镇《嘉禾八景图》、倪瓒《虞山林壑图》、王蒙《秋林万壑图》等。元代墨竹成为文人画家常见题材，李珩、柯九思、吴镇的墨竹，皆为项元汴所藏。

　　项元汴除了不惜重金收集前人的佳作外，也没有错过与同时代优秀艺术家交流书画、互通有无的机会。在明代绘画中，天籁阁所藏多数的是“明四家”的绘画。项元汴与吴门画派的关系密切，他青年时期曾有幸拜访吴门画派核心人物文征明，并得其指点，与“文氏二承”于书画鉴定、收购方面往来密切。项元汴所藏文氏父子的藏品中，有文征明为鉴赏家华夏创作的《真赏斋图》以及文嘉在项元汴54岁生日时为其所作的《寿墨林山水图》等作品。此外，项元汴的旧藏中有一幅沈周与文征明合作的书画《沈周画韩愈画记图》，上有文征明跋：“嘉靖戊午八月廿又四日，为项君子京书。”项元汴与文氏父子的书画交流，也体现了迟暮之年的文征明对这位年轻后学的认可。

　　项元汴与“明四家”中的沈周和唐寅虽无交集，却颇赞赏他们的书画，在唐寅的《秋风纨扇图》上有项元汴题跋：“唐子畏先生风流才子，而遭谗被摈，抑郁不得志。虽复佯狂玩世以自宽，而受不知己者之揶揄，亦已多矣。未免有情，谁能遣此？故翰墨吟咏间，时或及之。此图此诗，盖自伤兼自解也。噫！予亦肮脏负气者，览此不胜嚄唶，岂但赏其画品之超逸已哉！时嘉靖庚子九月望日，项元汴跋。”项元汴作此跋时年仅15岁，却在唐寅的笔端看到了他玩世不恭背后隐匿的失意和惝恍。在唐寅的世情“美人画”中，项元汴看到了画家超脱世俗的一面，故而作下了“自伤兼自解”的品评，可见他年轻时就流露出独具慧眼的品鉴天赋。

　　在天籁阁浩繁的珍藏之中，项元汴对法书收藏丝毫不输于绘画。所谓“法书”，是古代对名家墨迹的敬称，是后人研习书法时足以为“法”的范本。明谢肇淛在札记《五杂俎》中从鉴赏和保存的角度区分了藏画与藏字的区别，他说：“藏画与藏字一也，然字帖颇便收拾，堆置案头，随意翻阅，间即学临数过，倦则叠之，自赏字证，力不劳而心不厌。画即不然。卷子展看一回，即妨点污，卷折不谨，又虞皴裂。壁上大幅，尤费目力。藏则有蠢鲟之虑，挂则有霉湿之忧。卷舒经手，则不耐其劳，付诸奴仆，则易至损坏。有识之士，必不以彼易此。米南宫尝以十幅古画易一古帖。米于二事皆留心者，轩轾若此，其见卓矣。然古画易得，古帖难求，更难辨也。”米芾以十幅古画换一古帖，可见法书收藏之珍贵。项元汴不仅收藏了大量的历代名绘，更有历朝历代的法书真迹。李日华在《味水轩日记》中，曾开列了文人书房雅物清单二十三类并加以排序，其中“晋唐墨迹第一”“隋唐宋古帖第三”“苏黄米蔡手迹第四”“鲜于虞赵手迹第四”“祝京兆（祝允明）行草书第九”。虽为李氏一家戏言，却反映了晚明江南士绅阶层的审美趣味。

　　项元汴的收藏趣味不仅受制于时代，同时也影响着时人。在其所有书画藏品中，已知最贵者为王羲之《瞻近帖卷》，耗费二千金，可见其宝贵之至。天籁阁旧藏晋代的法书名迹，多为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传世法帖，即便是在四百多年前的晚明，也甚为罕见。因为嗜古之趣味且家富资财，项元汴往往不惜血本，所收王羲之法书数量远超其他藏家。此外，天籁阁所藏书法、法书精品从初唐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到盛唐的张旭、怀素、颜真卿，再到“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应有尽有，尤其是元代书坛巨擘赵孟頫，项元汴所收数量极多，成为天籁阁旧藏书法的一大特色。

　　随着晚明文氏家族影响的式微，以苏州为核心的江南艺术中心圈，逐渐向董其昌所在的松江地区转移，而项元汴和他的收藏在其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项元汴凭借其卓越的眼光、雄厚的财力，使得天籁阁的藏品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不仅促成了嘉兴文化艺术交流圈，还孕育、成就了一批以仇英、董其昌、李日华等人为代表的书画名家、鉴藏家。

　　(文/夏雨、刘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