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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元汴:天籁阁的旷世收藏

  [北宋]赵佶 瑞鹤图卷 51cm×138.2cm 绢本设色 辽宁省博物馆藏

  [东晋]王献之《中秋帖》    

  嘉兴,古称檇李,位于钱塘之北、太湖之南、沪苏杭之央。南宋以降,浙江嘉兴为畿辅之地,富庶丰饶、学风兴盛,一时间贤才辈出。至明中晚期,民间收藏盛极一时,海内风雅人士取道嘉兴,必访鉴藏大家项元汴,登其藏书楼“天籁阁”。天籁阁遍藏历代法书名绘、金石鼎彝、珍奇名玩,慕名而来者络绎不绝,在江南地区逐渐成为书画鉴藏重镇,影响了仇英、董其昌等一众书画大家。此外,项元汴在鉴藏之余兼工书画,始创“嘉兴画派”,为嘉兴地区的书画传承提供了助力。天籁阁旧藏涵盖了上起东晋“二王”、下迄“明四家”的书画,在“收”与“守”之间支撑起半部以晚明为节点的书画史。

  项元汴(1525—1590),字子京,号墨林居士、退密斋主人、香岩居士等,明代嘉兴人,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是晚明的艺术鉴藏家。他博雅好古,为了购置藏品,往往不惜一掷千金。据康熙十六年(1677)《嘉兴府志》记载,项元汴“尝得铁琴一,上有‘天籁’字,下有孙登姓氏,因以名阁”。“天籁阁”遍藏历代法书、绘画、图书、金石、彝器、墨砚等精品,数量之巨、质量之精,堪称古今私家收藏翘楚。

  清代嘉兴诗人朱彝尊曾作诗回忆昔日的天籁阁:“阿侬旧住韭溪北,天籁阁中曾数过。记得千金纨扇册,童时一日几摩挲。”据嘉兴地方志记载,天籁阁旧址位于嘉兴城内“灵光坊”。瓶山西侧是项元汴曾伯祖项忠的居地,此地旧有项家祠堂,位于瓶山大门口人行道的“灵光井”实际上属于项家老井。目前在瓶山西侧、汤家弄以东的地块已开始复建天籁阁。虽然天籁阁早已无迹可寻,但从项元汴存世的《梵林图》中,我们可以大致领略其建筑风貌。民国时期的收藏家徐宗浩于仇英《桃村草堂图》题跋中写道:“子京有‘桃花源里人家’一印,其地即项氏栖隐之所。”可见不论是隐逸之地还是藏书楼,都体现了项氏对精神乐园的追求。

  项元汴的天籁阁不仅在布置上“修竹缤纷,荫樾如垂”,所藏书画多为历朝历代流传有序的名家真迹。据嘉兴图书馆馆长沈红梅女士考证,目前可考的天籁阁书画收藏共有1400余件,涵盖460多位历代书画家的作品,其中书法644件,绘画784件。

  在项元汴天籁阁的收藏中,以六朝绘画享誉海内。由于年代久远,魏晋时期流传下来的绘画极少,然而天籁阁不仅藏有六朝顾恺之、陆探微和张僧繇的传世名作,还藏有这一时期戴逵的绘画,这些作品能够流传至今,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天籁阁的保管和收藏。天籁阁旧藏的唐五代绘画,有李昭道的《蓬莱宫阙图》、王维的《山阴图》、韩干的《牧马图》、韩滉的《五牛图》、黄荃的《长春花鸟》等。天籁阁尚有丰富的宋画收藏,不仅藏有以董源、李成、范宽为代表的“北宋三大家”的山水画,还有以刘松年、李唐、马远、夏圭为代表的“南宋四家”真迹。与此同时,文同的墨竹、苏轼的偃松、扬无咎的墨梅、赵孟坚的墨兰、米芾父子的“米氏云山”,乃至宋徽宗赵佶的《写生翎毛》和《瑞鹤图》,皆成为天籁阁的珍藏。元代山水画颇受明清文人推崇,在项元汴的收藏中,有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高克恭的《秋山暮霭图》,以及“元季四家”黄公望《快雪时晴图》、吴镇《嘉禾八景图》、倪瓒《虞山林壑图》、王蒙《秋林万壑图》等。元代墨竹成为文人画家常见题材,李珩、柯九思、吴镇的墨竹,皆为项元汴所藏。

  项元汴除了不惜重金收集前人的佳作外,也没有错过与同时代优秀艺术家交流书画、互通有无的机会。在明代绘画中,天籁阁所藏多数的是“明四家”的绘画。项元汴与吴门画派的关系密切,他青年时期曾有幸拜访吴门画派核心人物文征明,并得其指点,与“文氏二承”于书画鉴定、收购方面往来密切。项元汴所藏文氏父子的藏品中,有文征明为鉴赏家华夏创作的《真赏斋图》以及文嘉在项元汴54岁生日时为其所作的《寿墨林山水图》等作品。此外,项元汴的旧藏中有一幅沈周与文征明合作的书画《沈周画韩愈画记图》,上有文征明跋:“嘉靖戊午八月廿又四日,为项君子京书。”项元汴与文氏父子的书画交流,也体现了迟暮之年的文征明对这位年轻后学的认可。

  项元汴与“明四家”中的沈周和唐寅虽无交集,却颇赞赏他们的书画,在唐寅的《秋风纨扇图》上有项元汴题跋:“唐子畏先生风流才子,而遭谗被摈,抑郁不得志。虽复佯狂玩世以自宽,而受不知己者之揶揄,亦已多矣。未免有情,谁能遣此?故翰墨吟咏间,时或及之。此图此诗,盖自伤兼自解也。噫!予亦肮脏负气者,览此不胜嚄唶,岂但赏其画品之超逸已哉!时嘉靖庚子九月望日,项元汴跋。”项元汴作此跋时年仅15岁,却在唐寅的笔端看到了他玩世不恭背后隐匿的失意和惝恍。在唐寅的世情“美人画”中,项元汴看到了画家超脱世俗的一面,故而作下了“自伤兼自解”的品评,可见他年轻时就流露出独具慧眼的品鉴天赋。

  在天籁阁浩繁的珍藏之中,项元汴对法书收藏丝毫不输于绘画。所谓“法书”,是古代对名家墨迹的敬称,是后人研习书法时足以为“法”的范本。明谢肇淛在札记《五杂俎》中从鉴赏和保存的角度区分了藏画与藏字的区别,他说:“藏画与藏字一也,然字帖颇便收拾,堆置案头,随意翻阅,间即学临数过,倦则叠之,自赏字证,力不劳而心不厌。画即不然。卷子展看一回,即妨点污,卷折不谨,又虞皴裂。壁上大幅,尤费目力。藏则有蠢鲟之虑,挂则有霉湿之忧。卷舒经手,则不耐其劳,付诸奴仆,则易至损坏。有识之士,必不以彼易此。米南宫尝以十幅古画易一古帖。米于二事皆留心者,轩轾若此,其见卓矣。然古画易得,古帖难求,更难辨也。”米芾以十幅古画换一古帖,可见法书收藏之珍贵。项元汴不仅收藏了大量的历代名绘,更有历朝历代的法书真迹。李日华在《味水轩日记》中,曾开列了文人书房雅物清单二十三类并加以排序,其中“晋唐墨迹第一”“隋唐宋古帖第三”“苏黄米蔡手迹第四”“鲜于虞赵手迹第四”“祝京兆(祝允明)行草书第九”。虽为李氏一家戏言,却反映了晚明江南士绅阶层的审美趣味。

  项元汴的收藏趣味不仅受制于时代,同时也影响着时人。在其所有书画藏品中,已知最贵者为王羲之《瞻近帖卷》,耗费二千金,可见其宝贵之至。天籁阁旧藏晋代的法书名迹,多为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传世法帖,即便是在四百多年前的晚明,也甚为罕见。因为嗜古之趣味且家富资财,项元汴往往不惜血本,所收王羲之法书数量远超其他藏家。此外,天籁阁所藏书法、法书精品从初唐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到盛唐的张旭、怀素、颜真卿,再到“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应有尽有,尤其是元代书坛巨擘赵孟頫,项元汴所收数量极多,成为天籁阁旧藏书法的一大特色。

  随着晚明文氏家族影响的式微,以苏州为核心的江南艺术中心圈,逐渐向董其昌所在的松江地区转移,而项元汴和他的收藏在其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项元汴凭借其卓越的眼光、雄厚的财力,使得天籁阁的藏品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不仅促成了嘉兴文化艺术交流圈,还孕育、成就了一批以仇英、董其昌、李日华等人为代表的书画名家、鉴藏家。

  (文/夏雨、刘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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