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侯捷宁
“下半年经济运行整体趋势上依然是回归潜在产出水平的过程,由于我国全年财政后置的特征,看好下半年财政政策发力带动投资、消费回升,经济整体的增长韧性很强。”中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邓淑斌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但她同时认为,我国PPI同比与环比数据均有所回落,一方面我国通胀压力会因此而降低,另一方面外部需求的外溢效应会持续收缩,加之当前运力限制,运价抬升,对我国的出口增长将构成一定压力。
7月9日,央行宣布将于7月15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邓淑斌表示,降准不代表货币政策转向宽松,整体的稳货币节奏并未改变。降准安排主要有三方面考虑:一是从数量目标的约束来看,信用政策从偏紧转向趋稳。从总量数据上来看,社融与M2的增速均有较快速的下行,目前已经到达合意区间,如果趋势继续外推则可能会对需求侧构成约束;在具体的信用债融资上,公司债的融资自去年10月份以来相对清淡,信用监管要求较高。同时财政政策的推进进度相对滞后,整体上信用环境相对较紧。因此,本次降准的核心目的或在于拉升信用扩张。
二是通胀问题与增长问题上,稳增长压力隐隐存在。从经济数据来看,一二季度的数据反弹并不算强势,并有持续放缓的迹象,尤其在消费领域,迟迟未能反弹至疫情前的水平,加之信用政策偏紧的约束,使得整体需求端复苏偏弱,因此稳增长的压力持续隐隐存在。此时稳增长与通胀之间便涉及一个平衡问题。由于此次通胀以输入性因素为主,是全球需求扩张与通胀预期调整主导,后期节奏的可逆性较强,因此稳增长或较控通胀更优先。
三是实体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或压力较大。一方面,降准可以有效降低银行负债端的资金成本,为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降低提供基础;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在具体货币政策操作上以MPA(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为框架逐步实施精细化管理,对于资金流向可以进行精细化引导,加之降准幅度或有限,因此谈不上“大水漫灌”,依然是“精准滴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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